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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明建设

发布日期:[2017-09-07 ] 点击次数:[] 来源:

内容提要:先进政治文明的建设不仅是中国现代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现代政治文明的真谛是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在中国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关键在于培育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构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元结构,以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形成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

关键词:现代化; 政治文明; 市民社会; 权利;  权力

作为社会整体文明组成部分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在改造社会和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政治文明建设在社会整体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中国,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了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近年来,学界对政治文明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但鲜有论者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进行论述。本文拟从此角度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先进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内驱力

20世纪40年代以来,“现代化”问题逐渐受到各学科的热切关注,但视角各异:经济学侧重从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考察现代化;社会学着重从社会机体的分化和功能方面谈论现代化;历史学则从世界发展的整体进程中探讨现代化。史学家罗荣渠先生从宏观史学的角度,对现代化作出了精辟的界定: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①]。现代化是人类通向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社会所必须经过的一个大过渡阶段。任何国家与社会企图绕过现代生产力高度发展而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努力,都是不切实际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罗荣渠先生将此称之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但是,特定的经济条件并不保证现代化的出现。现代化不只是经济发展,其同时也是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这正如张静如先生所言:“‘现代化’是特定含义的概念,所指为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世界变革的过程。这种变革,不是仅指社会的某一方面,而是社会整体,即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生活诸方面。这就是说,只有整个社会都是先进的、发达的,才能说是达到‘现代化’。”[②]所以,在现代化的统一体中,“经济发展是物质的层面;政治发展是制度的层面;而思想与行为模式则是社会的深度层面。”[③]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既然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变革,而人类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体,那么,中国的现代化亦可归结为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过程。因此,先进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中国现代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同时,先进政治文明的建设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首先,先进政治文明的建设可以满足和刺激中国公民政治方面的需要,调动公民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能否调动人的能动性,是发展生产力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人的行为是由某种动机驱使的,这种动机萌生于人的需要和利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利益逐步分化,社会结构亦趋多元化。不同阶层、群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追求和维护,越来越需要进行不同利益要求的表达。因此,中国公民物质文化需要增长的同时,政治方面的需要亦日增。政治文明建设为满足这一需要开辟了途径。同时,政治文明建设中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将刺激公民新的需求的产生。既有需求的满足与新的需求的产生,必将调动公民的社会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其次,先进政治文明的建设可以保障和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政治文明是介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中间层次的制度建设,它连接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是将一个民族的思想力量和创造力量转化为科技进步与物质昌盛的支点和杠杆。政治文明通过创造合理的社会制度,可以更好的组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产、供给、分配和消费,为人们生产、支配和享用文明成果提供制度保障,也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发展动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在《自由的限度》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们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量。在中国,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④]政治文明于物质文明的积极作用可见一斑。同样,先进政治文明的建设对精神文明的推动作用亦甚明显。考察人类文明史,可以发现:某一国家或地区政治文明发展较好的时代,精神文明往往会快速发展。在古希腊,随着城邦民主制的建立,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宗教、艺术等造就斐然成就。佛罗伦萨之所以能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祥地,造就辉煌的文化,正如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所指出,是因为其是意大利政治制度相对最先进的城市国家。而当时虽是欧洲贸易中心的威尼斯,由于其政治上的停滞与保守,故文化上远较前者落后。

二、现代政治文明的真谛是以权利制约权力

政治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人类在改造政治社会过程中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政治文明,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而由低到高,渐次更新。学界一般认为,从政治文明肇始至今,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奴隶社会政治文明、封建社会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文明等四种形式的政治文明。它们又可分为古代政治文明、近代政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现代政治文明是至今最为先进的政治文明。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任何矛盾着的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因此,我们亦可找出政治文明的共通性的东西。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范畴。该草稿第七条为:“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联邦制和工业化主义。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⑤]在此,虽然马克思没有界定和阐述政治文明,但我们从其将政治文明作为与集权制相对立的概念可见,政治文明的内涵就是民主政治。由此推之,现代政治文明的内涵即应是现代民主政治。在笔者看来,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权力受制和服务于私权利,现代政治文明的真谛是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权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人们通常所言的是狭义的权力,即国家权力。而一般所称的权利是指主体为追求或维护利益而进行行为选择、并因社会承认为正当而受法律和国家承认并保护的行为自由,即法律权利。从法律上看,在现实社会的各种权利和权力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分别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但是,由于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是权利和权力的基本部分,其他权利和权力所占比例不大,且都是这两个基本部分以某种形式派生的,所以,“从宪法学的观点看,在理论分析中有可能也有必要将一国的全部权利和权力都归结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⑥]。本文所谓以权利制约权力,就是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其内涵是公民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变异,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

以权利制约权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最终都是以物质财富为存在基础,都是物质财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转化形式。”[⑦]一国之中的物质财富,除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外,首先都是由公民生产出来,以公民劳动成果的形式存在,然后一部分由国家加以提取。“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交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⑧]可见,公民权利是公民劳动成果的转化或派生形式,国家权力则是国家以税收等形式提取自公民的物质财富的转化形式。既然国家权力本质上是公民创造的物质财富的转化形式,国家权力就应当从属和服务于公民权利,以实现公民权利及其所体现的利益为目的。国家权力对于公民权利的从属性质,决定了国家权力应当处于公民权利的约束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就彰显了权力从属于权利,公民权利主导国家权力的全部含义。

以权利制约权力,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权力的双重性和使权者——人的弱点。权力是把双刃剑。国家权力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利益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论及国家的起源时,即明确指出:“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⑨]。洛克的契约说亦认为,原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之所以进入政治社会,让渡权利,形成政府权力,就在于欲藉统治者所取得的权力,以保障人们所保留的权利。[⑩]因此赋予国家以足够的权力是必要的,但是,这也是危险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然昭示,权力既可用来为善,亦可用来作恶,失去有效控制的权力可能导致小则某个个体合法权益的损失,大则整个社会的灾难。在政治现实中,国家权力一般表现为相对于公民权利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甚至奴役公民本身,使公民同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正如卢梭在批评英国的议会制时所说:“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11]当然,权力是为善抑或是作恶,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于使权者——人。人具有理性与意志,但人同时又有欲望和情感。亚里士多德说:“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难免有热情。”[12]使权者在行使国家权力的时候,常会偏离常轨。阿克顿勋爵曾明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历史也已证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3]因此,为了使权力不至于有人性弱点的人用来为恶,需要为权力划定边界,为权力的行使设置规则。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孟德斯鸠创立了三权制衡的理论,用权力制约权力。权力内部的分权制衡是必要的,但人类政治实践的历史充分证明:权力制约的真正力量来自于权力之外,国家政权内部权力制衡的根基在于权利对权力的制衡。以权利制约权力,“既承认和尊重作为公民权利让渡结果的立法权、司法权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也承认和尊重作为公民权利组成部分的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同时维护和发展公民个人的民主权利。这样,既实现了制约力量的对等性和制约范围的广泛性,也实现了制约方式的文明化,从而预示着政治文明的新阶段的到来。”[14]

三、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市民社会的构建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而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重塑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推进市民社会的自主性和多样化发展,以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只有这样,权力扩张和腐化才能得到有效控制,“国家主义”滋生和发展的土壤才能得以清除,民主与法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现代政治文明才能生成。

市民社会,按学界的普遍性定义,是指个人、团体按照非强制性原则和契约观念进行自主活动,以实现物质利益和社会交往的、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民间独立自治组织和非官方亦非私人性质的公共领域。相对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具有主体独立性、民间自治性、结构多元性、关系契约性、公私两栖性等特征。成熟的市民社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前提和动力。马克思曾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导致社会制度根本变化的角度,阐明了代议民主制只有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时才能产生和存在。巴林顿·摩尔则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强调市民社会成熟程度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他对比了法、英两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市民社会的发展状况,认为法国的市民社会没有英国的市民社会成熟,所以法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付出了比英国更为沉重的代价。[15]市民社会的构建不仅能为政治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市民社会的发展培育了多元利益集团,这些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会以各种不同方式要求在政治上表达它们的利益,这种欲望和活动是建立民主政治、推进政治文明的强大动力。同时,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保障。在市民社会中,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集体力量与国家权力抗衡,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与异化。“无论是从经验历史还是思想历史的发展看,制衡国家确实是市民社会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重要功能与作用。不仅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如此,东方国家的市民社会恐怕也不例外;而且,非但近代的早期市民社会具有这一重要作用,时下和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市民社会的这一功能也仍然不会消失。”[16]通过市民社会监督、防范、规制国家权力,可以为现代政治文明披上坚固的铠甲。

中国市民社会建设的理想目标在于形成市民社会和国家“良性的结构性互动关系”,实现二者的“共生共强”。一方面,市民社会作为“保障自由和防止权威退至集权政制的最后屏障”,当国家权力出现异化,对社会进行超常干预之时,有足够的力量对国家发挥必要的制衡作用;另一方面,市民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各种不同利益和不同价值取向的矛盾体,社会个体在财产收入、受教育程度、个人的自由选择空间等方面可能极不均等,甚至对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来说,就连许多基本权利如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因此需要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对市民社会无力自行调节的领域进行调控,使公民尤其是处于弱势的公民具有能够有效实现其基本权利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正如李猛先生所言,对于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正常运转来说,“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守夜人式的‘弱’国家,而是一个摆脱了任意权力,但同时又拥有从事连续性的日常政治管理能力的理性国家,这是一个有时被寄予‘总资本家’厚望,有时又被看作‘牧师’的替代者的‘强’国家”。[17]但是,在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结构的构建过程中,就具体国情来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该突出强调市民社会的建设,而不是政治国家权力的加强。市民社会之所以能在西方诞生、成长、壮大并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根基,得益于西欧中世纪开始的王权、神权、贵族权等多元权力的均势。正是这一特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但在中国一开始就是家、国同构,国、社一体,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权力毫无时空限制地将其触角伸展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社会生活皆在政治国家的支配和控制之下。马长山先生曾指出,中国没有城邦国家(城邦经济、平民与贵族力量对比、城邦权力结构)的历史,国家的形成也并不是具有二权制或三权制特征的氏族模式,而是基于个人性质权力结构和等级分层的酋邦模式,“如果说古希腊古罗马力图使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融于国家政治生活来获得和谐和保证,从而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复合’的话,那么,古中国则是通过侵吞个人权利和自由来使君主专权获得威力和保障,从而国家吞噬社会的‘同一’景象。”[18]国家吞并社会,必然造成国家权利对社会权利的侵吞和扼制,阻滞政治文明的发展。这种政治国家吞并社会的状况一直延续下来。新中国建立后,效仿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体制下,政治运动不断,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导致“国家主义”高度膨胀,只见国家,难觅社会。改革开放尤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得中国社会资源占有分散化、阶层和利益日益分化、社会组织日趋多元化,市民社会逐渐形成。但由于中国“国家主义”浓重、市民社会积弱的传统,中国的市民社会存在着自主自律性较差、缺乏抵御权力的权利意识和主张等明显缺陷,远未成熟到足以制衡国家的程度。因此,在中国构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元结构,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重心和关键在于培育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


注释:

[]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3页;

[] 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5页;

[]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 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 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页;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 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九章;

[11]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5页;

[1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9页;

[13]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14] 陈宏彩、邓蓉敬:《以权利制约权力:政治文明的新发展》,《理论与改革》2003年第6期;

[15]  参见[美] 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章第一节;

[16] 朱英:《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17] 李猛:《论抽象社会》,《中国社会学》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18] 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1页。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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