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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

发布日期:[2017-09-07 ] 点击次数:[] 来源:

内容提要:文化建设是总体性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层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形成了三类文化并存,两大矛盾突显的格局。为了推动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的文化建设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以法治文化建设为重点,着眼于创新。

关键词: 现代化;传统文化;法治文化;创新

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应是社会诸层面的协调互动、整体推进。在其中,文化层面占据着勿庸置疑的重要地位。因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灵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凝聚力,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从而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重要手段。所以,在而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从现代化的视角深入审视和探讨中国文化建设问题,其意义不言而自明。


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人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人之形象。”[①]这就是梁漱溟所说的抽象的“人类生活的样法”和胡适所说的“人们生活的方式”。作为人之生存方式的文化的现代化,是总体性现代化进程的深层的和核心的内涵。

“现代化”是在近代出现,并在二战后流行于世的一个概念。就其内涵来说,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②]。现代化是人类通向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社会所必须经过的一个大过渡阶段。任何国家与社会企图绕过现代生产力高度发展而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努力,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③]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罗荣渠先生将此称之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④]但是,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恺所指出的:“单纯经济因素本身不是造成社会变迁的充分原因。”[⑤]也就是说:特定的经济条件并不能保证现代化的出现。实质而言,社会发展的最深刻的内涵是人自身的发展,是人自身的现代化。而人自身的现代化最终体现为深刻的文化转型,即文化的现代化。文化转型历史任务的提出,根源于由人类文明的总体性决定的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性要求。一般来说,健全的文明形态体现为这一文明的各个层面和构成要素的和谐运行,而作为从一种文明形态向另一种文明形态转型的真正的现代化则必然是文明不同层面从传统向现代的协调同步的总体性嬗变。否则,如果文明的某一层面停滞不变,就会出现美国学者W·奥格本所描述的cultural  lag (文化滞差),从而导致现代化进程的受阻或生出畸形的产品。

在中国,虽然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启动了现代化的进程,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思想界也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实践中提出了自己的“现代化”新概念和新观点,但现代化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明确的发展坐标,则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思想认识与群体认同的过程。同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严重的、甚至被强化的“文化滞差”。这是与中国现代化的被迫性(防御性)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复兴论”,20世纪30年代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等等,都是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典型写照。在保守的、被迫的现代化中,人们希冀在不触动中国文化本体的情况下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还是习惯于在经济和技术操作的层面上把现代化归结为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殊不知,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等运行机制是同充盈着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文化紧密契合的,而农业文明是与自然主义文化同体的。不同文明形态的切割、拼接无法创造出理想的现代化实体。维新思想家严复在20世纪之初就已洞察到这一点:“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某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实践中的运行导致了被切割的、片面的现代化,遮掩了现代化的总体性,进而阻滞了现代化的进程。

所幸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在20世纪末最终基本完成了从传统价值观到以现代化发展观为核心的价值观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明确规定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诸层面的现代化目标与基本的路径。在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从社会生态学来说,这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要求。可持续发展不是把发展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社会、人、自然等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自然包括重视文化的价值。没有文化上的觉醒和进步,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与现代化。从客观现实来看,这是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求相一致的。当代中国社会在经历数十年封闭型的计划体制之后,正逐步向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嬗变,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之相适应,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在政治体制方面亦进行了若干适应现代化要求的调整和改革,并在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目标。随着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变化,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旧有文化与新的经济、政治不相协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文化发展滞后所造成的种种障碍,使市场经济在深层次运作中无法展现其内在的价值。因此,遵循文化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构建起反映逐步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的新文化,既是现代化进程之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

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既应有对文化在社会现代化中地位的科学认识,同时还要对中国文化的客观现状有深刻的了解。

从观念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目前中国文化在结构上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主要由以儒家、道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观念和从汉代以来进入中国的佛教观念融合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这部分文化在民间尤其是在比较落后的农村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第二部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前苏联、日本等渠道传播进来的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改革开放后被思想比较解放的理论家更新了的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仅仅聚焦于大众传媒的话,可见,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中始终居于主导与支配性的地位,而深入的考察结果,正如俞吾金先生所指出的,却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明显地弱化了;第三部分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等思潮。这部分文化所蕴涵的一些普适主义价值,如宪政、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力制衡、社会公正、市民社会等等,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文化结构是近、现代中国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其中既有自觉的选择,也有客观形势的逼迫。正是这种非常模式内部成分间的互荡互动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演化的轨迹。在期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有关文化思考的主题不断地更新着,比方说“人道主义”、“存在主义”、“港台新儒学”、“历史终结论”、“新保守主义”、“文明冲突论”、“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等等。这种表面上的文化研究繁荣,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矛盾与冲突的外显。在笔者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矛盾体中,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文化个体本位与集体本位之间的矛盾为其核心冲突面。

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凸显为“西化论”与“新儒学”之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热浪不断,热点迭变。在80年代,先是早期人文主义和存在主义热,尔后为西方技术文化与未来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与尼采热,到90年代初,却是以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热,90年代中后期则出现了解构一切,消除中心的后现代主义热。这股持续不断的西方文化热为西方某些现代性因素向中国文化的注入、中国文化世界视野的拓展以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都有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是与西方文化热浪随之而来的激进主义的“文化决定论”必然逻辑地迈向“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西化论”。西化论者站在时代性一维而忽视文化的民族性来衡量中国文化,自然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因为传统并不是与现在和未来毫无关系的封闭体,而是一个扎根于过去并向现在和未来开放着的“生生之流”,无论民族或个体自觉与否,都只能带着特定传统的印迹走向未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价值取向显然有悖于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西化论”对峙而起的是“新儒学”。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际地位的提升,尤其是香港、澳门回归后民族自豪感的重建,强调民族化、本土化而要求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与复归传统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在反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呼声中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文化思潮。以大陆新儒学为核心代表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将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提出以中华性、东方主义来代替西化、现代性。新文化保守主义在针砭西方文化的弊端和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利益扭曲现象、反对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肯定传统人文精神、提倡价值理性等方面无疑有积极的作用。但其专注于中国文化的理念层面,对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维护有余而对其价值系统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却着力不足。而其将现代化的基点移向传统文化、把农业文明误作后工业文明从而流露出的“河西河东论”、“东方文化世纪论”等非理性化的民族情怀,同样不利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而今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在文化的民族性与保守性之间偏执一端的倾向已有所改变,但在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文化建设的进程中,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消解。

与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争相伴而来的是个体本位与集体本位之间的矛盾。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几千年来,传统中国社会并未长期存在如同古代印度和欧洲中世纪那样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农业文明为依托,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宗法社会,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组织主要是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实际上是一种以自然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本位制国家。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在宗族内,每一个人都不被看作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个人的权利往往被忽视,此即所谓的“人道亲亲”。所以,在传统社会的“家”与“国”中,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血缘和身份意义上的个人。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也就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成为一种理想,“法制”在这样的系统之内也无用武之地。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后,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缓慢,自然经济仍然强大,社会的传统状况依然无甚改观。新中国成立后,在依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体制下,集体本位极度膨胀,个体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逐步过渡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契合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人们尤其是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地区人们的权利意识愈益增强,以自由、平等、权利保障为核心的个体本位成为一种越来越基本的发展趋势。于是乎,集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矛盾逐步尖锐起来。其既有在改革观念、政治观念中的碰撞,又有在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冲突。

三 

文化是社会历史变革的重要层面和有力杠杆,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离不开文化的建设。那么,面对上述状况,如何开展中国文化建设并进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呢?依笔者之见,中国的文化建设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立足于时代,着眼于创新。具体而言:

第一,要以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为原则。现代社会的文化建设应该是一种“建构性”的方式,即不是静态地对历史或现实的某种文化价值的认定,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参与的、建构的方式,通过对什么是“好的”共同体文化的开放性讨论,比较、鉴别各种文化的价值,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科学的、先进的文化。因此,中国的文化建设要以开放的心态,去中西之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将真理观与价值观统一起来,自觉地把全球化蕴涵的普遍性与中国文化包含的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五四以来的东西文化论争,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争论,集中于对文化的取舍要不要和能不能把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统一起来的问题上。由于争论双方对先进文化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有机统一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各执一端,争论不清。其实,在文化系统中,一般说来,民族性是形式,时代性是内容。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时代性与民族性缺一不可,但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民族性服从和服务于时代性。在人类历史的新时期,中国的文化建设应该立足于新时代,加强与其它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文化既有排他性,也有兼容性,文化交流是实现文化融合与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只有在传播与交流中,文化才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体系愈是整合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就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愈容易实现自身的进化。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处于不断运动、不断交流中的文化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任何封闭的文化系统只会走向衰落之途。所以,蔡元培先生曾指出:“一民族文化,能常有所贡献于世界者,必具有两条件:第一,以固有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文化以为滋养料。”[⑦]列宁在论及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时也强调指出,必须“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⑧]

第二,以法治文化建设为重点。法治、法治国家建设是现时代世界性的重大话题。1997年,中共十五大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法治国家建设的治国方略与目标。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虽一字之别,折射出的却是思维理念上质的飞跃。因为法治是指法居于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不在是否有法制,而在于: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高于个人的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人类发展的进程已经并仍在证明,从人治型秩序走向法治型秩序,从人治国家走向法治国家进而达至法治社会,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法治国家的建设又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协调互动均须法治相伴;而现代民主政治是与市场经济相随而来的一种政治形态,其精义就在于以人民主权为指导,以权力服务于权利为宗旨。但是,法治国家的建设却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诸多因素的协同合作。在其中,文化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传统中国,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体制,都只是中国走向人治的最直接原因,真正的根源是深藏于其后的主流思想文化。没有由文化到政治、由抽象观念到具体制度的转化,就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所以,为使我国社会的顺利现代化,法治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价值观上,体现为主体平等观和法律至上观,在意识观念上,体现为自由、平等和人权观。根源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兼顾权利与义务的文化。“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是一种法定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文化,它是市场主体平等、等价有偿二大基本特征的法律表现。”[⑨]就目前而言,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重点是纠正重义务轻权利、重国家轻个人、重政策轻法律的观念,改变法律工具论而树立起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法的基本价值观,摈弃人治思想,确立法治观念,为最终在全社会确立起法治的价值精神和对法律的信仰奠定基础。

第三,以文化创新为灵魂。“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⑩],同样,创新也是文化现代化的灵魂。从根本上说,文化的起源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与创新,自然,文化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创新。文化创新就是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抽象,把反映现实社会要求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变成新的文化特质,丰富文化的内容。从量变到质变,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达到文化上的变革和现代化。人类就是在文化的延续中逐渐进化,社会就是在文化的创新中不断的前进。人类文化正是通过不断的更新创造而向前发展着。当然,文化的创新和发展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有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和学术气氛。梁启超在研究中国思想发展史时指出,先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繁荣时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宽松的社会环境与浓郁的学术氛围。他认为,在此后的二千余年中,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缓慢,没有多少创新性成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大一统带来的文化碰撞欠缺的局面窒息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他说:“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故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11]由此可见,为使文化创新的顺利开展,应该切实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营造有利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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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艾恺 .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M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 1991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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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 . 蔡元培全集 : 第4卷[ M ].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4 . 484 .

[] 列宁选集 : 第4卷[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95 . 362 .

[] 郝铁川 . 市场经济与中国法律文化的变革[ M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122 .

[]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中册[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97 .1389 .

[11] 梁启超 . 饮冰室文集(七)[ M ].

来源:《理论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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