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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静峰:政府建构型市场经济的中国逻辑——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反思

发布日期:[2019-01-17 ] 点击次数:[] 来源: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人用实践创造了当代的“国富论”。中国的“国富论”依然是围绕着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核心命题而展开的。市场经济诞生于西方,经历了五百多

年的演进从萌芽走向成熟,“自发扩张秩序”逐渐成为主导原则,这是一种自发内生型市场经济。与西方不同,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政府是推动市场化的最主要动力。正是依靠政府的积极建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较快建立起来,是一种政府建构型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在建构市场经济过程中,通过放权成功地释放和激活了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致富激情,并利用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互相促进,将政府、市场、社会的力量成功地整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搞清楚中国“国富论”的内在机理,对于澄清和阐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业政策是否必要、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未来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政府与市场;自发内生型;市场经济;政府建构型;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奇迹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人用实践创造了当代的“国富论”。中国的“国富论”依然是围绕着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核心命题而展开的。市场经济诞生于西方,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演进从萌芽走向成熟,“自发扩张秩序”逐渐成为主导原则,是一种自发内生型市场经济。与西方不同,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政府是推动市场化的最主要动力。正是依靠政府的积极建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较快建立起来,是一种政府建构型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在建构市场经济过程中,通过放权成功地释放和激活了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致富激情,并利用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互相促进,将政府、市场、社会的力量成功地整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搞清楚中国“国富论”的内在机理,对于澄清和阐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业政策是否必要、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未来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中国人用实践创造了当今时代的“国富论”。对于改革开放的研究具有更加非凡的意义:首先,伟大的实践必然孕育着伟大的思想理论,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代人类追求幸福的最大试验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国富论”的深刻内涵需要理论家们的总结与提炼,进而书写好这部“国富论”。其次,改革开放重塑了中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和转型,既解决了很多问题,也导致了很多新的难题,如何解决好这些难题,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需要我们深入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经验,进而续写好这部“国富论”。最后,当今世界,仍有很多国家在苦苦地寻找摆脱贫穷、走向繁荣的道路,中国做对了什么?中国是怎么做的?反思这些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进一步扩写好这部“国富论”的必然要求。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迄今为止,关于国家如何才能实现繁荣的思考,主要是围绕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展开的。从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各种误读开始,到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争论,乃至近年来林毅夫与张维迎之间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都是属于政府与市场关系争论的范畴。因此,从市场经济的起源来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的重要起点。

一、自发内生:西方市场经济的生成逻辑

要想搞清楚当代的市场经济,首先要从经济史的视角搞清楚市场经济是怎么出现的?早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市场和经济就已经存在。人类只有不断地从大自然中攫取物质资源才能维持生存,而在很长时期内人类都陷于物质资料匮乏的困境之中,只有相互协作才能生存,并形成了围绕物质资料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因此,“可以说‘经济’在人类诞生后的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尽管它可能采取各种不同的形态。”作为买卖双方进行物品交换的场所,市场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那时人们零星的、偶然的物物交换所形成的场域就是市场的雏形,“市场的起源竟然如此古老。群落间的相互贸易,至少可以追溯到冰川时代后期。”

虽然市场和经济早已出现,但市场经济并非自古就有,它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逐渐出现的。市场与经济有机结合发展成为市场经济,始于15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并随着贸易的扩展而逐渐深化。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认为,“从中世纪社会转型到市场社会,需要三个深远的变化:对孜孜赚钱的新的态度(作为一种合法行为),必须取代中世纪对逐利行为的怀疑态度。货币化网络必须扩张,超出其狭隘的范围——即买卖活动必须控制所有产品的产出,以及几乎所有工作的绩效。必须容许‘需求’和‘供给’的变化取代领主的指令和习俗,由前者而不是后者来指挥经济活动。”纵观西方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从几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中分析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

第一,宗教改革运动使得逐利行为不再是罪恶。在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看来,高利贷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大罪。“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里昂和维也纳的教堂,高利贷者被宣判为社会的贱民,谁也不许租房子给他们住,否则将被逐出教会;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忏悔;他们死后没有基督教的葬礼;甚至他们的遗嘱也是无效的。任何人为高利贷辩护,都将被视为异端。”这种将逐利行为判定为罪恶的观念使得行会雇主或集市商人无心或不敢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效率,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处于相对静止状态。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禁欲主义的桎梏,加尔文主义肯定人们的逐利行为,倡导勤俭节约,“积极的商人是虔诚的人,而不是不虔诚的人;从工作和价值的这种认识开始,没有多久人们便开始认为,一个人越成功,他就越有价值。”这种逐利非罪化、鼓励追求财富的观念是市场经济形成的思想基础。

第二,民族国家的兴起为统一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神权绝对至上的地位,长期以来神权与王权之间博弈的天平开始向王权倾斜。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打击了以神圣罗马帝国为代表的天主教联盟的旧势力,其后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肯定了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国际关系原则,使主权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王权主导下,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语言、文字、习俗等文化体系,统一的政府、司法、军事等政治体系,统一的货币、税收、市场等经济体系。恩格斯认为,这种以绝对王权为基础的君主国是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王权依靠市民摧毁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这种民族国家是市场经济形成的前提。

第三,航海探索运动开辟了欧洲通往世界其他地区的新航路。15世纪到18世纪的航海运动对市场经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扩大了世界市场的范围。新航路开辟引发了商业革命,欧洲同非洲、美洲、亚洲之间的贸易日益发展,流通商品的种类增多,以贸易为纽带,人类历史从地区史进入全球史,市场范围从地区市场逐渐迈向世界市场。二是积累了货币资本。一方面,海外贸易的扩张为欧洲赚取了大量的财富,大量的金银流入欧洲。另一方面,开展了海盗式掠夺、欺诈性贸易、贩卖黑人奴隶等殖民扩张活动,在全世界掠夺财富、资源和劳动力。这些都为欧洲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三是王室与商人合作共赢。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单靠航海探险家个人力量是很难取得成功的。王室与航海家按照探险活动成果进行利益分成,对金银财富的共同追求是他们合作的重要动力。这也是政府推动市场经济形成的重要表现。

第四,圈地运动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圈地运动最早开始于13世纪,速度时快时慢,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达到巅峰,在英国最为突出。圈地运动提供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必需要素。一是提供了土地。圈地运动使得1000万英亩土地被圈,约等于英国耕地面积的一半。这些土地从种庄稼的耕地变成养羊的牧场,从自然经济的土地资源转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土地资本。二是提供了劳动力。“随着英国圈地运动的开启,一支由流浪汉和孤苦无依的乞丐构成的劳动力队伍形成了。”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自由人”,是市场经济中劳动力要素的重要来源。三是积累了资本。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的扩大进一步刺激了羊毛出口和毛织业扩张,圈地运动促进了英国纺织业的发展,这成为其财富积累的重要来源。“十四和十五世纪不利于粮食而有利于工业品的一般的价格剪刀差,在英国也发生作用。饲养羊比种植谷物能获得更多的利润:羊足以把沙子变成黄金。”

第五,工业革命催生了作为市场主体的现代工厂的出现。工业革命以前,生产组织形式主要是家庭手工作坊、包买商、手工工场等,规模较小,生产效率较低。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的发明和使用,英国的棉纺织业中首先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制。工业革命及其催生的工厂制度带来了经济领域的三大变革:一是生产动力从人力驱动转向机器驱动,生产节奏从按大自然的节律转向按机器运转的流程,生产单位从单个生产的家庭转向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二是适应大规模生产而出现的工业组织机构——工厂,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市场规律的调节作用日益凸显,资源从按权力配置逐渐转向按市场配置。三是作为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的经济活动的组织者,企业家只有充分发挥积极能动性,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市场的规律和节奏逐渐成为决定市场主体行为的根本准则。

第六,研究经济贸易的思想家们为国家财富增长提供了智力支持。逐利欲望释放以后,追求财富成为个人和国家的共同目标。重商主义信奉金银即财富,并强调充分发挥国家干预的力量,通过垄断贸易、提高关税、对外殖民等扩大贸易顺差,在国内外市场最大限度地攫取金银财富。重农主义则认为财富不是来源于贸易,而是来源于自然界,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张经济自由,尊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秩序”。而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明确向人们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并认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推动力。从此以后,揭示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成为西方经济思想家们研究的最主要内容。

至此,市场经济的要素基本备齐:赚钱的欲望,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制度体系,扩大了的世界市场,土地、资本、劳动力、工厂、企业家等,这些因素在政治权力和市场规律的共同作用下,经过五百多年的演化,逐渐形成当今席卷世界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

通过上面关于市场经济起源的经济史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市场经济的明显特征,即自发内生。虽然西方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离不开国家力量的作用,但仍可以称之为自发内生型市场经济,原因在于:第一,西方是市场经济的诞生地,他们在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没有可以参考和学习的既定经验和模式,只能靠自己长期的探索,才能逐渐形成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第二,从十五世纪末至今,西方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演进,市场经济从萌芽到相对成熟具有渐进性,经历了较长的自我演化过程。第三,西方市场经济的起源和演化过程,也是资产阶级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也是资源按权力配置转向按市场配置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自发演变过程中,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张秩序”才逐渐成为西方的主导原则,甚至成为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将西方市场经济称为自发内生型市场经济,并不否定其生成过程中国家力量的推动作用,也不否定即使是当今西方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仍然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从国际视角来看,西方市场经济的自发内生特征,对于研究当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于中国学者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府建构: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逻辑

回顾四十年来的实践,人们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市场化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最主要原因。的确,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以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重大变革,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动力是什么?为何在同样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中,真正取得成功的却为数不多,而中国则取得了较大成功?更为重要的是,既往的经验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有何重要启示?这是反思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必须回答的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有几个重要事实值得关注:第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难以为续。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严重,忽视民主法制。经济上,国家指令计划是资源配置的根本依据,决定着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个人和企业的积极能动性受到严重束缚,体制过于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第二,单一的公有制与平均主义盛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一统天下,产权全部归公,基本没有其他形式的经济成分,个人生存和收益依附于集体和国家,按照平均主义的原则进行分配,干好干坏一个样,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消极怠工现象普遍。第三,货物流通依赖行政分配和调拨,基本消灭市场的存在空间。生产资料实行统分统配,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供销社代替市场管理着商品供给与分配,肉票、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是商品短缺时期购买物品的凭证。基本消灭市场,个别商品买卖的获利行为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脱离集体的个体富裕成为一种罪恶。第四,推动变革的良好契机出现。人民群众生活极端贫困,对现存体制怀有许多不满情绪。部分长期受到错误批判的领导干部也对现状不满,要求变革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可见,在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甚至无法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问题,日益陷入绝境。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改革开放是被当时的困境逼出来的,那么,到底该如何改革?当时最为迫切的任务是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问题,从经济领域开启改革的风险也是最小的。计划和市场是当时最主要的两种经济发展手段,从已经被证明行不通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必然的选择,所以,市场化是中国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最大特征。

在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中,谁有能力推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答案只能是政府。正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开展一系列改革,才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重新界定适应市场的产权。科斯认为,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也是从产权改革开始的。一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中国改革不仅是从经济领域开始,而且是从边缘的农村开始的,因为农村的改革最为迫切、改革的风险也最小。从人民公社制转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目的是为了激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从深层次看,则是在界定农村土地产权,即它在土地归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承包给农民,最后承包期内的转让权也给了农民。在中国,这种合约的过程同时就是界定产权的过程,“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无非都是产权界定的中国称谓,内容是一致的,就是通过产权约束的变化改变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激励。”而“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二是城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鉴于利润留成所出现的问题和农村推行承包制所取得的成果,国家从1985年开始在国企推行承包制。”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逐渐增加,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的商品生产工厂转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随着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也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逐渐提出建设“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促使所有权与经营权、收益权等分离,公司成为了独立的法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一些效率极其低下、资不抵债的国企破产,促使国有产权转变成了私有产权。中国的国企改革过程同时也是主动让出市场空间、培育市场体系、优化市场环境的过程。三是出现其他产权类型。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八十年代,由农民举办的集体、合作和个体产权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泛涉及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饮食、服务、修理等,很好地活跃了农村的市场。以温州为代表的个体经济促使城市私营经济走向复兴。另外,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这些灵活多样的产权制度推动市场经济走向深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产权界定的最主要推动者,因为“产权界定是稀缺资源的排他性制度安排,没有拥有合法强制力的国家的介入,不可能划清楚,更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

第二,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国家,改革开放催生了市场空间的产生和扩大,但是,如果市场只停留在地域化、碎片化层次,将阻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市场经济体制将难以有效运转,甚至会陷于瘫痪。“为建立一个涵盖整个中国经济的共同市场,中国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客观地说,每一个地区都自发地带有区域保护的倾向,而正是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努力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才得以逐渐形成。一是加强制定统一的政策规范。例如,1986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鼓励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相互联合,这对于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消除国内市场中的贸易壁垒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建立统一的税收、法律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全国统一的法律制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而分税制改革则通过取消产品税,削弱了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的动力,为全国市场的建立扫清了障碍。三是推进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的实际情况,已经逐步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等经济圈,有效地推动了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率先发展。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想富、先修路”,特别是近年来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将各地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当然,建构统一的市场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直至今日,仍然有很多阻碍统一市场的因素存在,所以,十九大报告依然在强调,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第三,市场化的生产要素。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治权力垄断着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这些生产要素的组织权逐渐由政府转交给市场,由市场调配。首先,由国家掌握的土地资源通过征收、使用权出让和转让,进入土地市场。在中国,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予以补偿,国有土地的征收制度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其次,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农村逐渐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口,这些剩余劳动人口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根据工资高低在不同企业自由流动。最后,资本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血液,没有资本的市场必然是一个僵死的、没有活力的市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较长时期内,资本缺乏问题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导来解决的。至少有以下几种:1、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形成了工农业“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很多他们创造的价值,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本。2、计划经济时代保留下来的国有资本虽然在产权性质上没有根本改变,但通过国企改革被激活了,成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资本形式。3、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的资本。4、以土地为信用基础所积累的资本,“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此外,还有在国外发行外债、向国外贷款等,乡镇企业的资本、个体经济的资本也是经过政府的默许或肯定才得以发展。

第四,市场化的价格改革。价格是市场发挥作用的重要工具。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价格由行政指令决定,并不反映市场中的供求关系,而没有市场决定的价格,就没有市场经济。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为了减少改革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中国的价格改革综合了“调派”和“放派”的意见,将同一产品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计划内按照较低的国家定价出售,计划外按照较高的市场定价出售,这就是计划定价和市场定价同时存在的“双轨制”。这种制度一方面促进了价格的市场化,为非国营经济通过市场价格公开地获得各种生产资料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两种价格的差价为腐败提供了空间,有些人借助政治权力按照计划内定价获得商品,再转手以市场价格卖出,通过吃差价发财致富,他们被称为“倒爷”。由于双轨制导致了腐败和经济秩序的混乱,1988年通过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指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这次“物价闯关”虽然失败了,但它是政府促进价格市场化的一次重要尝试。经过长达四年的治理整顿,1992年中国再次启动价格改革,作出一系列彻底解除价格管制的决定,双轨逐渐合并为单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价格改革很难成功。”

重新界定产权培育了市场经济的独立主体,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培育了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才华的市场空间,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使得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被激活,市场化的价格改革使得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的作用。此外,在政府的推动下,中国逐渐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制体系、金融体系、税收体系等,为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了保障。

可见,与西方自发内生型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即政府建构。将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政府建构型市场经济,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政府高度垄断经济组织权,行政指令决定资源配置,经济社会高度政治化而市场空间则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政府自身的力量,才能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空间缩小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空间形成和扩张的过程。第二,中国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还有来自基层人民的自发创新,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默许、肯定、提升、推广,这种创新很难生存和发展,更难以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政府包容基层创新活动、总结基层创新做法、推广基层成功经验,是一大中国特色。第三,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时,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大量的理论,这为中国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可以学习和参考的资源,也是中国政府发挥建构作用的重要基础。第四,四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奇迹是追赶式、压缩式发展的结果,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也是压缩式的。作为后来者,中国没有时间去经历一个像西方一样的长期的自然演化过程。如果仅仅依靠自然演化,中国的市场经济很难这么快形成,也很难有这么大的经济成就。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建构型市场经济,并不是说政府全能全知、可以准确预知和预设市场经济的发展结果,而是表达了在市场经济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政府所起到的重要组织和推动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有时会产生负面效果。

三、政府建构型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奇迹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国内外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吴敬琏认为,“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被落后制度所束缚压制的生产力”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张维迎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并认为“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周其仁认为,产权制度的变革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正是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许成钢等认为,私有企业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决定因素。“正是私有企业,尤其是新兴私有企业,而不是违反其他国家经济共同规律的‘奇迹’,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惊人的总体表现。”

与这些强调市场作用的观点不同,另一些学者则更加强调政府的作用。林毅夫等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快的高速增长,是因为这些年中国经济保持了一个很高的资本积累率、产业升级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利支持、充分利用了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这三个因素加上渐进性的市场化改革改进了制度效率和大国优势,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钱颖一、Weingast提出“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该理论认为,激励中国地方政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行政分权,即中央将很多经济管理权下放到地方,使地方政府获得了较多的经济决策权。二是财政包干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可以与中央分享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越高,地方留存越多,而预算外收入则全部属于地方政府。这促使地方政府积极维护市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周黎安提出“晋升锦标赛制”理论,认为中央政府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指标体系促使地方官员为了晋升而努力发展地方经济,经济奇迹的关键在于政治激励而不是经济激励。张五常的“县际竞争论”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是解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钥匙。赵鼎新等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不仅在于国家的经济政策,而且在于国家在社会和其它方面所施行的政策。“中国经济之所以如此成功,就在于国家有着很强的自主性并且其自主性同时受到国家的绩效合法性的强大制约。”姚洋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认为三个因素决定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功,即中性的中央政府、地方分权和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体制。

还有一些学者超越了单一的政府或市场思维,形成的相关成果非常值得关注。周黎安在最新的研究中提出了“官场+市场”的理论,认为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互嵌通过提供内部的政治激励、外部的市场约束和必要的信息反馈,促成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紧密合作,实现了中国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传统的创造性融合,为揭示中国增长之谜开辟了新的视角。韦森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任何片面解释都是不合时宜的,他提出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市场化改革,二是中国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三是对外开放和外资的大量直接进入,四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低发展水平和落后,五是中国人的经商精神。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在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在此从政府构建市场经济的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第一,改革开放的动力:内部生存压力和外部同构压力。追求幸福的生活是人们活动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在改革开放之前,人民的改革诉求来自于一种底线需求,即生存,只希望能够吃饱穿暖。而在生存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这个社会必将最终趋于崩溃。正如曾在广东负责农村工作的杜瑞芝所说,“农村改革的第一动力是农民的肚子”。从外部来看,不同群体之间还存在着竞争关系,失败的群体将会趋于衰败,甚至最终被淘汰,这就形成了一种“同构压力”,即当某一个组织获得了某种形态后,这一形态会对其他同类组织产生压力,迫使其他组织也追求这一形态,“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人类社会在竞争中产生的同构压力”。这两个方面的压力是促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

第二,改革开放的契机:“文革”结束和国际产业转移。上述内外压力一直都有,这种动力何时才能发挥出来?这是需要契机的。就像火山的能量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通过一个突破口爆发出来。十年“文革”导致政治失序、社会动乱、经济退步,社会主义事业处于崩溃的边缘,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内不满情绪积累到了顶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标志着支配“四人帮”和改革派的权威消失,“四人帮”的积极夺权行动促使两者的矛盾处于不可调和的激化状态。关键时刻,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长期被压制的人民意志,果断采取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提供了良好的内部契机。同时,二十世纪70年代末开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先后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低端部分向外转移,这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契机。

第三,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行动的创新。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始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这个哲学命题的讨论,最终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大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启蒙意义:其一,这场讨论对十年“文革”错误作了理论上的澄明,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为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其二,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就否定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这是思想上的去高度集权化。其三,促使中国经济社会从按照克里斯马型领袖的个人指示来运行,转向从实践出发,按照实际情况来探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案。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为后来的一系列改革创新行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四,改革开放的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前所面临的内部生存压力和外部同构压力决定了发展经济、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是最迫切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此以后,发展经济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的追求。得益于真理标准讨论开启的思想解放效应,在深入反思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实践困境、认真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开放决策。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市场主体力量薄弱,资本严重缺乏,市场不够统一,竞争不够充分,市场发展前景不够明朗。而我国不可能等到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之后才开展经济建设。因此,经济建设是中心,市场经济是手段,政府是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建构市场经济的。

奥尔森曾经提出疑问:“如果市场孕育了经济繁荣,为什么那些在低收入经济体中无所不在的市场没有导致这些经济体出现同样的繁荣?为什么尽管市场几乎无处不在但财富却如此罕见?如何才能使得社会不仅拥有市场,而且拥有为其国民带来大量财富的那种类型的市场?”近代以来,市场经济是推动人类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创新。但是,同样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中,真正取得较大经济成就的却为数不多。为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除了上面四点,还有两个比较独特的情况。

第五,从“高度集中”转变为“向下放权”充分激活并释放了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热情。“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以及个人、家庭、单位和地方的工作积极性过低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人民群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能动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从“高度集中”转变为“向下放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推动地方政府竞争与市场竞争的互嵌。从1979年开始,中央实行“简政放权”,把一些属于中央部委的行政管理权和经济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自这次“行政性放权”之后,地方政府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决策的权力,如投资决策、吸引外资、企业管理、 对外贸易等等。而从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到计划单列市,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的设立,这些都是中央向地方逐渐放权的表现。在行政放权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通过纵向的“行政发包制”和横向的“政治锦标赛”两个机制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关系来看,通过行政发包制,中央把绝大多数行政和公共事务层层“包”给省一级政府,省一级又进一步把绝大部分事务发包给地级市,如此“层层转包”,直至县乡基层政府。地方政府作为承包方,管理的政府事务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同时还拥有整个辖区的综合治理权力。为推动政府责任的顺利完成,领导责任包干制较为普遍。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签订政府责任状,上级政府根据下级政府的工作任务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从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关系来看,通过政治竞标赛,把同一级政府官员之间的晋升竞争与上级发包的完成情况挂钩,处于同一级别的政府官员必须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出色地完成发包任务,才有可能在晋升竞争中获胜。而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观念深入人心,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成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拼命地发展经济。这种政治竞争与市场竞争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促使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制度转型平稳推进的关键性制度基础。中国的市场经济正是在这种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互动中发展和壮大的。政府要利用手中一切可以利用的权力和资源,尽力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优质的行政服务,官员潜在的“掠夺之手”转变为“帮助之手”。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管理权限的让渡和政府服务质量的优化过程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过程。

二是促进企业的市场竞争。基于四川省国营企业改革试验的成功经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央就开始部署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到1979年初,仅四川省参加改革的企业就达到100家,毗邻的云南也有50家企业参加了改革行列,而到1981年,全国(除西藏以外)共有超过6600家国有企业参加了改革。受农村改革的影响,1984年,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通过企业管理者与政府主管部门商定合同,确定各自的权责利,这是八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方式。“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应用,是早期‘放权让利’的规范化,其目的原本是为了让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九十年代开展了股份制改革,以建立一个脱离政府干预并由市场监管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西方经验来看,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运转的前提,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私有产权体系尚未完备的前提下,却依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这让西方经济学家们难以理解。中国之所以能够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在于中国紧紧抓住了两点:一是中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开启了产权界定,不断学习探索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明晰权责利关系,使企业成为市场的独立主体,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二是将企业推向市场,开启市场竞争,让企业在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提高经济效益。“通过鼓励部门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开展竞争,中国逐步引入了竞争性的激励机制。这种竞争存在于各类企业中,从乡镇企业开始,一路扩展到在本土与外资企业竞争的大型国有企业。”正如斯蒂格利茨总结道:“与所有权相比,竞争更为重要。”

三是赋予人民群众市场经济自由权。包产到户将农民从集体公社中松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逐渐获得经济自由权,从一个依附于国家、依附于集体的人逐渐变成一个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个体。随着农民个体资本的积累,少数农民开始在农村从事农用物资、生活用品、交通运输等商品经营活动。后来,由农民举办的乡镇企业也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去集体化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归并不是整个农业改革的全部。去集体化将农民从生产队和公社的体制下解放出来。因为农民失而复得的自由生活选择权,商业和私营企业也很快重返农村。”在城市,随着几千万知青回城、新成长起来的劳动人口增多,公有制企业无法全部吸纳,国家开始放开和鼓励民众自谋职业,个体户经营逐渐兴起。后来,国有企业改制和转制,又有大批工人下岗。尤其是在南方讲话之后,人们开始纷纷离开国营部门转向私营部门,甚至还出现了一批政府官员、国企干部职工、科研院校的知识分子扔掉长期被看重的“铁饭碗”,弃公从商,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下海潮”。在这个过程中,“温州八大王”的无罪宣判,邓小平对“傻子瓜子”的两次保护,意味着长期以来“不能雇佣超过7名员工,超过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违法行为”的陈旧观念被扔到历史的垃圾箱里了,从中央具体政策到整个法律制度体系即将迎来新的重大变革和调整。

正是通过一系列的松绑、放权措施,充分释放和激活了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发展激情,长期积压的致富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这种致富冲动成为建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压力和动力,推动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向深入。“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第六,对外开放与国家自主性。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曾明确地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在全球化时代,不开放也是死路一条。从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始,到“一带一路”促进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开放与改革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发展的外部和内部动力,相互促进。对外开放是将中国市场化改革与世界经济体系连接在一起的“连通器”。首先,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港澳台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的投资,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助推力。其次,外资企业还给中国本土公司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再次,西方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经验。最后,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从制度层面被正式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尤其是在基础教育得到加强和高等教育扩招之后,从人口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大国,中国逐渐形成外向型经济,外贸出口快速增长,成为了世界工厂。加入WTO,“使中国在21世纪初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际遇迅速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不但出口超高速增加,直接通过出口总量的迅速扩大对中国过去10多年经济起飞作出了贡献,而且通过进口和FDI投资,拉动和带动中国与外贸出口有关的民营乃至国有企业的巨量投资,以及各级和各地政府纷纷建开发区、产业园、科技园、保税区、港口、机场、造船、物流、高速公路以及通讯网络、互联网建设等与外贸出口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从而极大地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很强的国家自主性,这正是很多后发展国家所缺乏的。这种国家自主性表现为:一方面,国家独立于外部势力的影响和压力,自主决定自己的改革步骤和进程。与俄罗斯接受美国的“休克疗法”方案、拉美国家依附式发展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自始就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政策改革并不是外部援助机构强加的条件,而是内生的动力使然,包括国家最高决策层在内的中国各级政府官员,都将经济改革视为头等大事。”另一方面,国家可以抵制资本力量的僭越,全面掌控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决策权,独立探索符合自己发展的正确道路。“随着企业集团的不断壮大,一小部分寡头最终会僭越政府,全面掌控国家资源,这种局面是中国领导人绝对不能容忍的。限制企业集团的增长,有利于抑制产业寡头的形成,从而帮助中国的经济改革在确保政权稳定的同时,走向一条更加公平的发展道路。”这种自主性不是国家权力的任性,而是合目的性(经济建设)与合规律性(市场经济规律)相统一的有约束的自主性。

综上所述,1978年以后,党和政府在内外压力下,解放思想,抓住内外发展的契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放权成功地激活了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致富激情和冲动,并利用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互相促进,将政府、市场、社会的力量成功地整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四、几点思考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同时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避免了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其中有幸运和偶然因素,但更主要是由全党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体现的智慧决定的。因此,关于改革开放的反思,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通过对中国政府建构型市场经济的研究,有助于回答以下几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第一,政府与市场关系要放在具体的背景环境中讨论,抽象地讨论政府与市场谁决定谁,既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没有多大意义。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大多限于抽象的应然层面,最终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纵观中西市场经济生成历程,各自基于不同历史条件、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等自行演化和推进,形成了自发内生型和政府建构型这两种既有共同特征又有较大差异的市场经济体制类型。因此,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力量较为强大,可以较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中国的市场经济仍处于建构和完善进程中,政府的力量依然较为强大,市场能力较弱,市场作用的良好发挥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历史。”正是政府权力与市场机制的共同合作,才有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正如世界银行在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所指出的,“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不论是近期的还是历史上的,都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从而纠正市场失灵,而不是取代市场。”由此可见,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种关于政府与市场作用的方向性规定完全符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第二,产业政策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今后必然还将继续发挥作用。2016年以来林毅夫、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政府与市场关系争论的范畴。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为了经济建设,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之所以进行市场化改革,是因为市场经济这种手段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发展的希望。当国家工业技术、经济制度、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都非常落后的时候,如果国家不采取产业政策是很难形成当前中国的产业规模的,更何谈在短短三四十年实现追赶。正如高柏的研究认为,在现阶段,中国不仅不会取消产业政策或者用竞争政策代替,恰恰相反,还会让产业政策成为实现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利用科技革命为中国经济发展弯道超车的重要工具。由于中西市场经济从生成逻辑上具有的较大差别,西方的很多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在用于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是“必要的参考”但绝对不能“决定中国的实践”,让中国的实践去迎合和适应西方的理论。

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政府要积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和推动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混合经济等各显神通、共同进步。尽管市场化改革已经有近四十年,但“公私”之争总是在各种伪装下出现,“国有经济危机论”、“私营经济离场论”等不时沉渣泛起,扰乱人心。这种错误观念的根源在于将公私关系简单地割裂和对立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私之间是统一的。具体来说: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激活和发挥民众个体致富能量的重要载体,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其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权力支配着政治权力,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本质上是少数大资本利益的代理人,私向性的膨胀而公共性的不足是西方社会的一大弊病。而在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资本权力受到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府权力的制约,政府整合和引导着民营经济共同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所创造的财富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体财富的组成部分。再次,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消灭非公有制而实行单一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老路的复辟,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功实践经验的根本否定。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也无法很好地发展和壮大,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因此,应该认真贯彻中央“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2018年9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明确指出,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同时,党中央始终关心和支持民营企业,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对近期各种错误言论的纠正和澄清,也为未来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第四,政府建构型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成功的秘密所在,对于其他后发展国家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政府建构型市场经济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特征,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强政府的主导下,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激活、协调和整合全社会迸发出来的致富欲望和冲动,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方位进步。对于其他后发展国家来说,当代中国人用智慧和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国富论”,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一是民族国家是构建市场经济的前提,没有民族国家所维持的整体性,没有统一市场,市场经济就没有基础。例如,在当代非洲一些部落国家,市场经济根本无从谈起。二是市场经济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后发展国家只有充分利用这个工具,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国家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三是要坚持国家自主性,立足本国实际循序渐进,而不是依赖于或屈服于其他国家来进行改革。最典型的反例就是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四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充分激发全社会的致富热情,并利用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来推动经济发展。五是对外开放是国家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

第五,如何充分激活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能量,是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政府在市场化的改革开放过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最非凡的特征或许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市场化转型的30年中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发展得更加强大。这……体现出共产党在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之后所展现出的组织灵活性与适应性。”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所期待的那样在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过程中被边缘化甚至消亡,反而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执政能力也变得更加强大。当前,中华民族正在接受复兴之路上的两大考验: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消极影响,加快产业调整转型升级,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应对咄咄逼人的特朗普政府挑起的摩擦和争端,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根本的应对之道是解决好中国内部问题,继续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练好内功,增强实力。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再次焕发改革开放之初敢想敢干、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创新拼搏精神,充分激活和调动起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能量,进而带动起市场领域的企业、社会领域的广大人民群众,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再次创造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如果政府部门“只踩油门不挂档”,长期下去,将导致整个改革动力的减弱和丧失,这是决定中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成败的关键。

最后,需要澄清的是:本文并不是在鼓吹“政府万能论”,相反,政府建构型市场经济存在很多问题,也导致了很多问题,这些累积的问题也正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亟待解决的难题。因为,政府权力还存在另一个背面,“当制度本身违背了人们的意志时,国家这只曾经的援助之手又会很容易变成高压政治的铁拳挥向人民。”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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